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后，人们再评价为官不为、庸碌懒政的官员，就会称之为“孙连城”式的干部。其实《人民的名义》中的角色，无论正面反面，是没几个拿制度当回事的。李达康说一不二，工人安置费说由政府垫付就垫付，给市里各部门摊派垫付资金任务，上下嘴唇一碰，去筹钱吧！有没有困难都不容商量。自己用了一个大贪官跑了，扔下一个烂摊子，对所有人都哼鼻子瞪眼睛，也不检讨自己用人不察的责任；陈岩石退而不休，大风厂的地一定要给，不给就去“反应情况”，反映到给为止；侯亮平一开场就想越过手续直接拿人，调职到汉东省更是手握“尚方宝剑”；丁义珍、陈清泉这些更不用说了，真守制度也就不是反面角色了。李达康有能力，陈岩石有威望，侯亮平有背景，反派们有根基，他们都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威望、背景、关系等等去超越制度，按照自己的行事方法解决问题。但孙连城呢？他什么都凭借不了，他唯一能倚靠的，只有制度。就像信访局局长问他，改造窗口的经费怎么办？他回答：按流程打报告。说真的，剧中也就孙连城会这么说了，想想换成李达康、侯亮平，他们还会这么说？

孙连城这个人，能力不是完全没有。往小事说，信访窗口最终他也动了脑筋解决；往大事说，大风厂事件他也能和山水集团过招，至少延缓了事态恶化。孙连城有没有进取心呢？也是有的，他也曾心心念念一个正厅。但没贼心也好，没贼胆也罢，该有的底线他总归是守住了。要知道他在丁义珍这个大贪官手底下干了那么久，没被拉下水也实属不易。说到这里，孙连城的定位就很明确了，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循吏。

孙连城想当循吏吗？估计是不太想的，但他没的选。当循吏其实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能臣酷吏们的功业，得靠他们一点点去落实；硕鼠贪官们的窟窿，得靠他们一点点去填补。循吏们必须日复一日地维持体制惯性，这是他们必然的职责。纵观全剧，孙连城干的活儿是最不讨好又没选择的，李达康、陈岩石的要求不管如何必须满足，反正落实是他的事；丁义珍留下的贪腐摊子要去腾挪收拾，不然出乱子算他头上。他的活儿，说到底就是费尽心思把各种超越制度所产生的问题都解决掉塞回到制度中去。就这样哪怕事事做完，最后也还落得个“懒政”的名声。他这个不大不小的官还能怎么样？官太多了，每个人都可以压他一头。他除了依附体制当一个普通循吏，老老实实按制度行事，还确实没别的路可以走。

《人民的名义》播出之后，观众都在猜赵德汉的原型是谁？丁义珍的原型是谁？高育良的原型又是谁？主角配角基本都讨论了个遍。但是猜孙连城原型的基本没有。因为孙连城压根就没有原型，或者说孙连城遍地都是原型。因为剧中高官太多，所以，孙连城虽然是京州市光明区的区长，也显得权小无力。

当今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成年人应该承认，每个人做事都需要激励。有人想要权，有人想要钱，有人想要名。整体来说，官员们想要的不过是这三种的各种组合罢了。从官场反观职场，普通职员在公司里不也是一样吗？也厌恶公司只提情怀不提薪水，职员们比官员更爱钱，至少是希望合法的收入更丰厚。

孙连城不敢沾灰色收入，只求升迁。但是如果升迁道路受阻，还成天受夹板气，他就真没什么动力了，只想撂挑子。孙连城有句名言“无私者无畏”，言外之意是自己不贪也不占，即使庸庸碌碌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官员也是人，愿意为政绩抛家舍业放弃个人生活的毕竟不多。这些年经济衰退，官员出成绩越来越难。拿以前各地最热衷的招商引资来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不敢放开手脚干了。因为要吸引投资，就得在土地、税收、配套等各方面给企业做出补偿，而这块儿是著名的灰色地带，给少了企业不来，给多了有输送利益之嫌。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没多少人愿意做这些吃力不讨好还有嫌疑的事。

近几年的经济衰退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各种问题不断爆发。努力干活不出成绩，一旦出错谁都看得见。做得多错得多，不做自然不错。从上到下，懒官懒政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上面三令五申，可还是无济于事。

这其实说明国家的考核机制该做调整了。从前三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后三十年的“以经济发展为执政合法性基础”，如今在新的发展阶段该有新机制了。欧美国家以选举投票为考核机制，我国不走这条路，那就得出台符合国情的、可行的考核机制出来。

一个良好的考核机制，不仅是合理确定指标分配任务，更是合理分配为实现目标而需要的各种资源所必须有的。拿剧中的大风厂来讲，公司股东们有股权，没有股权的就靠薪水生活。大风厂有利润就拿来给股东大笔分红，没有股份的就只能干瞪眼，结果在大风厂内部形成贫富差距很大的两个群体，积贫积弱的群体就逐渐变成了“孙连城”。有股份的不靠业绩吃饭；没股份的既没有股权激励，又没有足够的薪水，还没有晋升通道，两个群体中留下来的都等着退休养老。整个大风厂都是些想留下来养老的人，还何谈工作效率，何谈企业发展。这样积贫积弱的企业大概是要“老死”的。

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意思是：掌握自古以来的规律，去理解今天身边发生的所有事，能够古往今来无所不知。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乱治交替，周期兴废。每个王朝，无论君主贤明还是昏庸，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秦汉之后，无论分还是合，王朝大还是小，都是官僚制。官僚是皇帝的手和脚，治理国家，非得靠他们不行。皇帝借助官僚治理国家，成为制度的本质属性。所以，皇帝和官僚体系是这个制度的两个最核心要素。皇帝的统治能力和官僚机器，以及制度的有效性，一般来说，是帝国兴衰的关键。

皇帝的胡来，可以导致帝国的溃败；同样，官僚机器和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二世而亡的王朝，比如秦与隋，是皇帝折腾的结果；而西晋的速溃，则主要是制度设置的问题。一般来说，只要皇帝不特别的瞎折腾，王朝就不会突然崩解。而官僚机器如果整体废弛，则王朝一天都活不下去。当然，官僚机器整体罢工，发生的概率不大，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是老化。

平稳传递的王朝延续到一定时间，就算皇帝的行为中规中矩，官僚制度一样会呈现疲态。就像一台机器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机件老化。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任何一种制度都一样。更大的难题是，在古代帝制条件下，这样的机器基本上不能修补，顶多更换零件（人），一般不可能修改设计。即使还能维持，但再往下走，就无论如何都不行了。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崩溃性的停摆。“其亡也忽”的道理就是说，王朝会出现“老死”的现象。这种“老死”的现象，主要跟官僚体系和其群体有关。王朝新立时，设置制度、成立机构，当然都是为了干事的。

有其事，才设其官。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迎来送往的，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但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有其用，才设置机构。当然，制度设官分职，究其实质，官员就是朝廷的雇员，拿薪水干活。所以，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在那个时代，还是最好、最稳定，也最有荣誉感的职业。只是，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为了做事而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制度的性质却会出现变异。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

很多公司初期发展得很快，但是大部分公司都活不长久，因为一旦成为大公司，就会有“大公司病”，就如同历史上那些冗官的朝代。公司也好，政府也罢，都是一个道理。官多爵滥，最大的弊端，就是效率低下，无人担责，还容易产生腐败。人人都在薅羊毛，挖墙脚，导致“公地悲剧”。所谓“人多乱，龙多旱”，“公仆”多了也会无事生非，“制造”出“工作”来。比如比享受比待遇，争权夺利，不琢磨事，专琢磨人。有些人还会最终走向贪污受贿奢糜挥霍、无所不用其极的道路。而今，无论官场还是职场，“权力通吃”“窝里斗”“办事找关系”这些随历史的惯性遗传下来的劣根性已深入国民性格，甚至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官，能少则少。如果能够实现，那确实是百姓之福。

“十羊九牧”之弊端，其实人所共知。只是因为一改革就触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管理者本身的利益，所以这一“顽疾”总是难以有始有终地得到根治。之前，北京大学引入末位淘汰制，其实，政府与某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大公司一样，亟需实行末位淘汰制。政府部门应该根据综合考核、测评等措施，将位居末位的人员淘汰，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部门人员“只进难出”的问题，保证“懒政”公务人员数量逐渐减少，最终达到公务人员数量动态平衡和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双重作用。在公司里，升迁无望还觉得自己有本事的人可以选择跳槽，不继续耗着。而在官场上是不大可能的，只能继续耗下去，于是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孙连城。

这样来看，懒政的孙连城，是机制的不合理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