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之所以展现出高瞻远瞩的大思路、运筹帷幄的大智慧、锐意进取的大气魄、胸怀天下的大抱负、心系苍生的大情怀，哲学底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深厚的哲学底蕴确保了治国理政方向正确、推进科学、高效扎实、富有力量。如果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才略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哲学底蕴就是滋养这棵大树的养分源泉。
哲学是“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优秀的哲学素养是领导人必备的第一素养。实践证明，领导职位越高，对哲学素养要求越高；领导才略越强，哲学底蕴往往越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立体目标、转型发展时代的风险挑战、全球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呼唤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有更加深厚、更加现代、更加强大的哲学底蕴。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科学、高效、有力地掌舵中国、领航中国、治理中国、发展中国、强大中国。
习近平一向把深厚哲学素养当作人生的“必修课”、思想的“智慧库”、为官的“金钥匙”、治国的“真本领”，以滴水穿石、积沙成塔的不懈态度加以融汇积淀，其哲学底蕴不断向“哲学王”的境界跃升，逐渐滋养形成了治国理政的至善之道。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通过娴熟运用党性与心性统一、认识与实践统一、思路与方法统一、人民与领袖统一等哲学思想，支撑治国理政方略臻于完备，保证了治国理政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始终遵循科学规律发展，始终围绕高效目标运行，始终拥有不竭力量推动。
底蕴之一：党性与心性统一坚固方向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特殊地位，唯一执政党的特殊体制，决定了治理中国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方向依赖坚强的党性作保证，讲党性就是讲政治，讲政治就是保方向。共产党人的党性集聚了心性的精华，汲取了最闪亮点，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性和先进性。心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心性的升华。
只有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与心性统一起来，才能使党性更有基础、更有根基、更有支撑。习近平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深化发展的党性与心性相统一的哲学思想指导实践，为确保治国理政政治方向起到了引领支撑作用。
坚持把党性与心性统一于治国理政。就是把党性建设上升到执政党建设层面，把心性建设上升到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精神建设的高度，相互融合演进，确保治国理政具有坚强的政治和文化支撑。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整体构想上，把坚强党的领导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结合起来，为党的领导赋予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基础、人文基础；
在实现国家协调发展上，把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使保障作用和精神引领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国家治理的实现途径上，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使国家治理步入德法兼治、依规束范的良性发展轨道；
在参与全球事务上，把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与开放包容理念结合起来，使对外开放不失底线、坚守根本、实现双赢；
在执政队伍建设上，把政治建设与心性锤炼结合起来，打造讲政治、有信仰，讲诚信、有信誉，讲道义、有正气的干部队伍。
党性与心性相统一的哲学思想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使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政治方向得到有力的文化支撑。党的领导得以不断加强、党的路线得以认真贯彻、党的主张得以具体落实、党的部署得以高效执行，党的目标正在得以不断实现。
坚持把党性与心性统一于修身塑造。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关键在人，治国理政关键在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政治上和品行上靠不住，中国就会产生致命性问题。因此，治国理政必须首先在政治上、思想上、灵魂上坚强党的干部队伍，以此保证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基业长青。
必须看到，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把党性锻炼和心性磨砺割裂和对立的倾向，有的无视心性养成、无视心性修炼，有的“伪装”党性、“包装”党性、甚至“丢弃”党性，如任其蔓延，必将严重侵蚀党和国家肌体，甚至伤及执政根本。
习近平深刻洞悉党性与心性分离的症结和危害，认为如果党性没有注入心性，必定异常脆弱，关键时刻一定经不起考验，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开辟党性建设与心性建设相融合的新途径。
一方面，积极引领构建党性与心性相统一的教育培养载体，全面强化理想信念、党性原则、规矩纪律建设坚强党性，另一方面，加强心性的开显，积极培养公道正派、谦和不争、勤勉实干、艰苦朴素、为人宽厚、位正境高的优秀心性，使共产党人的党性心性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辅而行。“既有党性原则、又有人性情怀，既有党性之美、又有人性之善”的政治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
底蕴之二：认识与实践统一坚固科学支撑
认识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规定，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重要方法论原则。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用实践第一的观点引领治国理政实践，坚持不断创新发展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使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治国理政实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完整循环，有效支撑了治国理政始终在科学轨道上运行。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切实增强治国理政的战略性。思想解放引领社会发展。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带来观念大突破、经济大繁荣、社会大发展。但思想解放不是脱离国情的异想天开，也不是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更不是毫无章法的莽撞蛮干，必须切实“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任何无视国情实际、所处发展阶段实际、执政党建设实际，都将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可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下颠覆性错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既解放思想、又坚守底线，既解放思想、又量力而行，既解放思想、又自我纠正。
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上，斩钉截铁、理直气壮、不留余地，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到治国理政方方面面和全过程。例如，强调无论改革如何深化，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点上，心有底数、清醒务实、循序渐进，有多少实力定多大目标，有多少能力办多大事情，有多少条件做多少努力。
在经济和金融体系改革上，先试后推、边试边推、看准再推，试点效果不佳不强推，群众反映强烈延缓推，运行问题严重停止推。
坚持认识规律与破解难题结合，切实增强治国理政的针对性。正确认识规律、正确把握规律、准确运用规律，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任何罔顾规律的实践，都是盲目的实践、莽撞的实践、草率的实践，必定难成事、误大事，甚至出大事。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非常善于把握人类发展阶段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律、社会发展现阶段主要矛盾这一规律主线，针对不同阶段的现实矛盾，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任务。
一是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性规律，以中国现时代社会存在为基础，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新目标新战略新思想，为解决中国现阶段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战略引领。
二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站在历史观的高度，把中国60多年的发展实践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两个不同阶段的连续性和差异性，避免了因探索阶段的错误和挫折而否认探索价值，引导人们从整体上辩证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发展过程。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正确的思想依据，体现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律的最大尊重。
三是结合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全面认识把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执政党建设的规律，集中解决了中国当前众多重大问题。
底蕴之三：思路与方法统一坚固效果支撑
从思维到思想、从理念到理论、从思路到方法是认识与实践的完整链条。正确的思维、思想、理念、理论形成后，能否形成正确的思路和方法，直接关系实践成效。而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形成后必须有机统一，才能真正保证实践达到最佳效果。习近平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指导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的落地和战略方案的实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治国理政方法论体系，确保了治国理政卓有成效。如以“民本思维”定目标、以“战略思维”谋大局、以“实践思维”探路径、以“创新思维”增活力、以“辩证思维”解矛盾、以“系统思维”聚合力、以“底线思维”防风险、以“法治思维”求善治，等等。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两点论”和“重点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领袖人物，都是善于处理“两点论”和 “重点论”关系的行家大家。习近平同样深谙“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真谛，善于“一分为二”“一分为多”地看问题、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讲“两点论”，找平衡点。既看有利的一面，又看不利的一面；既看机遇的一面，又看风险的一面；既注重摸着石头过河，又注重顶层设计。
同时，习近平又特别注重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善于在总体谋划中抓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问题，做到既统领全局、统筹规划，又重点突破、以点带面。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树立全局观，对各种矛盾既做到心中有数，又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加注重治国理政的系统性、整体性、结构性、协同性，更加注重整体设计，抓住主要矛盾，在处理问题时特别强调抓“牛鼻子”，先后形象地提出了从严治党管党“牛鼻子”、司法责任制“牛鼻子”、科技创新“牛鼻子”、强军目标“牛鼻子”，展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系统思维底蕴。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所包含的矛盾方面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这就要求在处理具体问题的工作方法上，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必须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必须与时俱进地而不是一成不变地看问题。
习近平在处理党和国家大事中，处处展现了刚柔并进、宽严相济，拿捏有度、运用自如的思辨品质，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斩钉截铁，决不退让半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政治宣言，到深化改革“该改的必须改、不该动的坚决不能动”的坚毅；从“零容忍”反腐败的果敢，到铁规矩管党治党的坚决；从支持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管理的鲜明态度，到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划出的外交底线等等，都可领略到习近平坚定、坚决、坚守的超强原则性。
同时，习近平又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因时因地制宜，灵活随机应变，艺术处置复杂问题。面对极端复杂敏感的台湾问题，习近平从两岸分割60多年的现实和台湾同胞的心理感受考量，作出了“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的灵活承诺，实现了两岸领导人在第三地的“历史性握手”，既显示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又兼顾了有利于突破两岸政治僵局策略的灵活。此外，在外交领域，习近平更是提出了许多现实而有效的思路和策略，为开创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创造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
底蕴之四：领袖与人民统一坚固力量支撑
领袖和人民从来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列宁曾指出，领袖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两段精辟的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领袖和人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领袖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人民的领袖，二者的利益和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政党和国家没有领袖核心，就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坚强的战斗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就会陷入一盘散沙状态。同样，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领袖就会失去领导地位。
在中国强调领袖与人民的统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党和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本质属性决定的，是由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实践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决定的。领袖和人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领袖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领袖，领袖和人民必须紧紧地统一起来。只有把领袖和人民统一起来，才能有人民领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中国化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领袖和人民的统一。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以政治家的远见、实践家的勇气，充分发挥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同为主体的作用，创造性地发展了领袖与人民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发挥领袖人物与人民群众合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加强治国理政顶层设计保证领袖和人民统一。领袖和人民统一，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实现领袖和人民的有效统一，首先必须发挥领袖在顶层设计上的主动性、主导性，在形成有利于领袖与人民统一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制度、体制机制中主动作为，这是保证领袖与人民统一的根本。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亲自主持制定有关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战略，确保党和人民、国家和人民、领袖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共同利益、价值取向保持一致。坚定高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面大旗，践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人民观。坚定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路，确保民本思想在改革、法治、经济等建设中落地生根。坚定树立解决人民关切问题的导向，形成针对性、配套性、系统性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促进人民群众能发展、能受益、能创造。坚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发展事业，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人民代表的作用，以实际行动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依靠以上率下同心同欲促进领袖和人民统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期待期盼的不断提高、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思维方式的不断改变，为领袖和人民统一增加了难度，这就需要积极创新实现领袖和人民统一的方法路径。
习近平把以上率下的工作方法充分运用到治国理政实践，自觉强化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强履行党、国家、军队最高领导人的神圣职责，坚定承担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责任，在重大问题上敢于拿主意、出思路、发声音，在作风形象上率先做样板、当表率、树标杆，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心系民族、心系党、心系国家、心系人民的领袖形象。同时，习近平高度重视扎根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带领群众，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等朴素的理念，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把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统一起来，把个人的奋斗融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中，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国家大局，自觉听党话、跟党走，上下同呼吸、共命运、齐奋斗。
